我和值班室的故事还得从小时候说起。
80年代母亲在药厂工作,药厂的生产线昼夜不息,连轴运转。那时候又没有手机,各个车间只能靠固定的电话机联系,而母亲的岗位就在这庞大的电话内线终端──总机房。
总机房和车间的工作时间一样,早中晚三班倒。总机房在办公大楼的第一层,整个房间由一面有玻璃窗的墙隔断开来,靠里面是总机柜和空调,外间是一长条办公桌和话务机,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和一面收纳柜。父亲常年在村里工作,我童年里的很多个晚上都是和母亲在值班室度过的。
机房的业务到了夜晚似乎更繁忙。母亲刚眯上一会儿,电话就“叮铃铃”又响起来。不管多晚被呼叫起来,母亲总是耐心地接起电话,问一句“你好!请问摇哪个车间?”而我并没有被频繁响起的铃声打断,一夜酣眠。母亲不忙的时候就和我一起折纸,给芭比娃娃做衣服,教我写字,当她忙碌起来,我便识趣地自己在一边安静地看小人书。后来因为学业我很少同母亲一同值班了,而我和值班室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终断。
2012年,我如愿考入岳阳水文局。那时局里的值班室,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,床边沿紧挨着办公桌,人来人往转身都难。这间逼仄的屋子,还同时是水情、水资源、监测三大业务科室的办公场地。值班条件艰苦,局里的男同志便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值班任务。直到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办公楼,值班室才终于有了清晰的模样——正规的监控设备、干净整洁的休息室,全员不论老少男女,都能参与到水情值班中来。
水情值班室和我儿时见识的值班室颇为不同。母亲值班只需要给出准确的车间内线短号,而水情值班颇有“看天”的意思。晴空烈日时,我们能轻松一些;只要天公不作美,我们就得立马警觉起来。
这种警觉和值守,是会传递、会感染的。记得2017年7月1日我值班,城陵矶的水位一直在涨,一直熬到凌晨三十几分终于超警,我立马把信息发布到群里,本想着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,没想到平江水位站五十多岁的胡站长还在坚持一小时一报。我感到很难为情:五十多岁的前辈都没休息,我这年轻人居然扛不住了,于是硬撑着一直守到天明。当然我能做的还只是与疲惫对抗,而水情科的同志除了日常要对付疲劳,在响应升级等紧急关头,还得准确及时地做出预报和计算,给应急部门提供关键的信息。
我和值班室的故事还没完。儿时看到的值班室,是药厂内部的脉络,是整个生产线传话器,关乎整个厂子的生产安危大计。而我们的水情值班室,关乎山河安澜,关乎举家安危,是水文人庄严的责任。
